Ding Wang and Dan Shan, “Studies on Anti-Terrorism and the Xinjiang Mode,” 2016.
王定和山丹：〈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情报杂志》，2016 年11 月第35 卷第11 期，20-35 。
Summary
Wang Ding and Shan Dan, theorists in a local Xinjiang police academy, argue that the model of preventative policing that other policing theorists had proposed needed to be adapted in an explicit ‘Xinjiang Mode’ (新疆模式) that would not only transform religion but also lead to a ‘deep fusion’ (深度融合) of Turkic minorities into Chinese culture. They wrote that this new model would combine the full-spectrum intelligence ‘war mode’ (战争模式) used by the US Army with a ‘criminal mode’ (犯罪模式) aimed at eradicating the root of terrorism—i.e. ‘extremist’ religious ideology. These two aspects of preventative policing would be brought together with a ‘governance mode’ (治理模式) focussing on ‘achieving a normal social order’ (把社会秩序恢复到常态).
English 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ecial feature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eligion management in Xinjiang Administration Mode, and assesses Xinjiang Modes researching value and factu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angles of view focus on the war mode, crime mode, public order mode, management mode and Xinjiang Mode in anti-terrorism research, meanwhile, its lengthways dimension angles of view include the researching attitudes, methods, objects, contents and systems of anti-terrorism issues. The paper discusses and investigates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Xinjiang Mode in anti-terror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ult/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o set up the anti-terror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take Anti-Terrorism Law as basis, anti-terrorism practice as foundation, Xinjiang Mode as the main guideline, and take the war mode, crime mode, public order mode and management mode as the supplement. We should rely on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management. To do anti-terrorism research and Xinjiang mode well,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y, put the cultures in leading position, take the positive reliefs as the mainstream, pay attention to mass work and analyze intelligence, so as to display the system’s strong vitality.
Chinese Abstract
考察宗教管理在新疆治理模式中的个性特色和区域特点,论证和评估新疆模式的研究价值和 现实指导意义。 [方法/ 过程] 以当前国内反恐研究的战争模式、犯罪模式、治安模式、治理模式和新疆模式为横向维 度视角,以反恐问题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为纵向维度视角,考察和论述新疆模式 在中国特色反恐研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构建中国特色反恐研究体系,必须以《反恐法》 为依据,以反恐实践为基础,以新疆模式为主线,以战争模式、犯罪模式、治安模式和治理模式为补充。 立足于宗教 管理的工作实践,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必须突出以史为鉴、文化引领、正信挤压、群众工作和情报研判五方面的问题才有实际意义,才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Original Article
恐怖主义是危害人类和平、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以下简称《反恐法》)的颁布实施,反恐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有了更加坚实的法理依据。 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恐怖活动的新特点,积极应对我国反恐工作未来面临的新挑战,相应调整我国反恐怖工作策略与部署,全面提升我国反恐战斗力,对于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意义[1]。 研究中国及其新疆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必须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在长期的反分裂斗争中总结出宝贵的实践经验,形成一整套反恐维稳的手段方法和措施,我们称之为新疆模式。
新疆模式以意识形态领域去“极端化冶为牵引,以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为主导,以基层基础和社会治理为重点,以反恐情报收集使用为支撑,以民生建设和强力打击暴恐犯罪为手段,洗涤“三股势力冶赖以生存的宗教土壤,维护边疆和谐稳定。 新疆模式对引领和指导全国的反恐维稳工作具有标杆和示范作用,对推动反恐斗争取得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当前我国反恐研究的几种主要模式
反恐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出发,使基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与应用性问题研究相结合,总结梳理反恐问题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特征,形成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研究体系,我们称之为研究模式。 在《反恐法》颁布实施前,全国各地的相关研究机构和科研院所,包括反恐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公安院校等,通过借鉴吸收国内外反恐实战经验和研究成果,运用国际、国内反恐情报,研究分析反恐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特点,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反恐研究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以下五种基本模式:
1. 1 战争模式
从事军事、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视为一场战争,简称战争模式。 战争模式主张用战争治理模式去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提倡以反恐国际合作为基础,以反恐军事情报搜集使用为支撑,倡导主动进攻、定点清除和精确打击。
战争模式把反恐视为一场符合战争形态的特种作战行动,主张效仿美国陆军“三角洲冶部队、英国 SAS(特别空勤团)、法国 GIGN(国家宪兵干涉组)、德国GSC(边防警察第九大队)、俄罗斯“阿尔法冶信号旗部队以及以色列“边防警察特种作战大队冶和“摩萨德冶情报机构等,建立特种精英作战部队,多层次延伸纵深组织,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实施境内外反恐特种作战,清除和消灭各类恐怖组织、团伙窝点、骨干分子及其外围成员。
战争模式的研究方法,从国际反恐的大局观出发,以国际反恐军事情报的搜集使用为切入点,预测和研判反恐形势的发展变化,这对研究国内和疆内的反恐
问题不可或缺。 当前反恐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我们提倡反恐斗争要走向实战化,战争模式的顶层设计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管理层面,尤其是落实到反恐斗争
的具体工作措施上,仍存在很多困难。
战争模式和它所倡导的特种作战行动,不具备常态化工作的土壤和条件,并不是每一起恐怖事件或案件,都适用战争模式。 特种作战队伍是一种支援和威慑力量,不具有普遍意义。 常态化反恐工作是依靠基层一线维稳力量的共同配合来完成的。
1. 2 犯罪模式
以恐怖主义犯罪基本概念和构成要件为研究对象,从法律规范和界定入手,把应对和处置恐怖主义犯罪纳入法制化轨道,这种以法律界定为研究对象的犯罪治理模式,简称犯罪模式。
从事法律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认为,通过严格的法律界定,规范反恐工作主体、工作机制及其体系制度,控制恐怖主义扩散蔓延,能有效遏制和减少恐怖主义犯罪。 《反恐法》的颁布实施,既是反恐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众多从事法律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全力推动的结果。 《反恐法》 强调以安全防范和群众工作为切入点,以反恐情报的搜集使用为目标,把线索分析类基础信息及时转化成预测研判类和资料证据类情报,为反恐实战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撑。犯罪模式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严格的法律界定和规范,使反恐斗争走上法制化轨道。
恐怖主义犯罪是受极端宗教意识形态驱使的,具有“视死如归冶精神和“圣战殉教上天堂冶的最高价值取向。 反恐斗争只有体现鲜明的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原则立场,才能增强反恐斗争的目的性、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犯罪模式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普通刑事犯罪活动,剔除犯罪动因中涉及的宗教意识形态要素,淡化宗教意识形态对犯罪动因的影响,这是犯罪模式的致命弱点。 犯罪模式的治理成效,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恐工作实践才能得到检验。
1. 3 治安模式
以恐怖主义犯罪现场处置指挥为中心,以打击、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为主导的公安治理模式,简称治安模式[2]。 治安模式是以反恐情报体系和处突体系建设为内容,在战术层面完善反恐手段方法的一种社会治安管理模式。
治安模式以公安反恐情报体系建设和反恐处突实战化运用为抓手,强调和突出情报信息人员、情报交流工具、情报对象和情报交流过程四要素的科学配置,提高反恐处突的快速反应能力、社会面整体防控能力和反恐情报预警能力,使反恐处突体系的功能效率最大化,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犯罪。
治安模式要面临基础工作薄弱、发现能力不足和反恐实战经验匮乏的严酷现实。 恐怖主义犯罪是从非法宗教、极端宗教的演化蜕变形成的,其演绎过程复杂多变,对犯罪动因、组织结构、发展脉络、勾连方式、活动走向、头面人物、骨干分子的发现和掌控能力,对可疑人员的宗教极端思想源头、脉络和体系的把握能力,对苗头性、倾向性、内幕性、行动性涉暴涉恐情报信息的获取能力等,涉及日常管理和重点要素管控等一系列特殊的管控手段和方法,还涉及语言沟通、宗教习俗、生活习惯等问题。 落实“打早、打小、打苗头冶的反
恐实战化基本要求,仍存在很多客观难题,这是内地公安机关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
1. 4 治理模式
研究公共管理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恐怖主义袭击作为一种社会安全事件,应该纳入社会应急管理的范畴,通过网络式的反恐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减少可能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这种社会应急管理模式简称治理模式。
治理模式既承认恐怖袭击风险无法消除的客观事实,又强调科学有效的管理和应对,能降低风险和减少损失。 应急管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减缓,即消减和
缓解风险;第二是准备,为有效应对恐怖主义袭击做好各方面准备;第三是响应,当恐怖袭击发生后,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第四是恢复,恐怖袭击结束后,把社
会秩序恢复到一个常态化运行状态。
治理模式的观点认为,恐怖组织是灵活创新的网络化组织,而政府、军队和警察等机构是僵化的纤维状组织,恐怖组织是天马行空的,而政府、军队和警察是要遵守一定规则的。 恐怖组织是无国界的,恐怖风险是无边界的,恐怖活动是多点分散的,恐怖袭击手段是灵活创新的,恐怖分子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和学
习创新能力。 用僵化的纤维状组织去应对灵活创新的网络化恐怖组织,其成效是有限的。 只有把整个社会都组织动员起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都参与其中,编制一个网络,完善各种常态化治理手段措施,才能有效降低和减少恐怖袭击风险。
治理模式把解决民族和宗教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洞察了我国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特点[3]。 把解决反恐问题作为一场全民战、持久战和人心战的基本思路,在未来的反恐实践中值得期待。
1. 5 新疆模式
以新疆本地去“极端化冶发展战略和反恐维稳实战化运用为目标的边疆治理模式,简称新疆模式。 新疆模式的本质是抓住两个根本性、支柱性问题:一是民生建设,这是共性问题;二是宗教管理, 这是个性问题。 新疆模式主要体现在宗教管理的边疆治理模式的个性特色,是新疆独有的。 新疆模式还涉及反恐情报体系建设问题,包括对组织机构、发展战略、主导力量、作战平台和区域与国际合作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新疆模式体现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与古老的伊斯兰宗教的和谐共存。 新疆问题的表象是暴力恐怖活动,实质是泛伊斯兰、泛突厥和泛民族主义的叠加共振
形成的[4]。 新疆模式以民生建设和宗教管理为切入点,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采取措施,增加和扩大文化穆斯林和世俗穆斯林群体,积极争取保守穆斯林群体,孤立和打击极端穆斯林的违法犯罪活动,最大限度地夯实和巩固反恐工作的群众基础。
新疆模式的治理经验虽不能供内地完全平移和借鉴,但去“极端化冶发展战略和源头治理的基本思路,毫无疑问是切中了恐怖主义的要害。
2 对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的基本认识
研究新疆的反恐问题,必须以《反恐法》 为依据,以反恐实践为基础,以新疆模式为主线,以战争模式、犯罪模式、治安模式和治理模式为补充,重点研究中国
的国情实际和新疆的区情特点,梳理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特色和新疆区情特点的反恐手段和方法。
新疆承受和抵御的恐怖主义危害与创伤已延续多年。 近年来,新疆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恶性化发展趋势,存在向内地扩散蔓延的巨大风险。 深刻认识和理解新疆模式对反恐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是反恐问题研究界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担当。 对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的基本认识,既体现我们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又折射出我们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的认知与理解能力。
2. 1 研究态度
美国“9. 11冶事件发生后,国内反恐问题研究界普遍认为,恐怖主义威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轻视和忽视新疆境内恐怖主义问题的危害和积累,反恐研究缺乏足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北京“10. 28冶和昆明“3. 01冶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在研究中国尤其是新疆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时,又过于重视和跟风欧美反恐研究及其思维模式,反恐研究的各种宣传、讨论以及书刊杂志等,基本是内地或国外的“舶来品冶,充斥着空洞乏味的内地、外国经验,尤其是所谓欧美和西方经验,对新疆多年来积累的反恐实践经验,缺乏系统的总结梳理和消化吸收,反恐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缓慢,与反恐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日益突出,符合中国特色和新疆区情特点的反恐研究体系迟迟难以成型。
在疆内,由于缺乏专门的反恐研究机构,对非法宗教、极端宗教的前沿性问题对策研究明显滞后,对非法宗教团伙、伊吉拉特团伙、暴恐犯罪团伙的人员结构、宗教背景、勾结方式、作案手段和活动规律等问题,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分析,去“极端化冶发展战略和源头治理的研究成果,难以迅速转化和形成现实战斗力。
此外,对新疆周边中亚、南亚等潜在重点地区的研究,也明显滞后,这对全面理解和把握反恐形势的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胁极为不利。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没有体现出来,我们的传统优势、制度优势和特色优势,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显得底气不足。对反恐问题的研究探讨,学风问题至关重要。 要立足于研究国内尤其是疆内问题这个根本,积极借鉴和吸收国际反恐实践经验,这是反恐研究的底线思维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分不清主次和轻重,容易迷失方向。
2. 2 研究方法
《反恐法》是中国特色反恐实践经验的归纳梳理和系统总结,既有国家意志层面的强制力,又有法律界定层面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是毋庸置疑的。
反恐研究必须以《反恐法》为依据,从反恐实践和实战出发,在操作层面梳理具体的工作方法,探寻和发现一般性、规律性问题,无限接近问题的本质,这是反恐研究最根本的方法。 我们要从理论上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再回到实践和实战中去验证它、完善它,这是反恐研究的价值所在。
从反恐实践和实战出发,归纳、梳理和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例如,研究反恐情报问题,首先要从《反恐法》的法律界定和依据入手,推敲与反恐情报信息有关的条文,给反恐情报信息一个准确的定位,夯实反恐情报研究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其次要研究反恐情报的收集和使用方法,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总结梳理得出的结论,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和要求,又要满足实战需要,这两条缺一不可。
恐怖袭击事件和案件是形态各异的,处置过程也是千差万别的。 反恐实践和实战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相对于基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反恐问题的应用性
研究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2. 3 研究对象
以宗教管理为研究对象,是反恐实践基础上的创新研究的重要源泉,体现新疆模式在反恐研究中的个性特色和区域特点。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疆伊斯兰教的特殊性,认真分析研究伊斯兰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地区,信教群众多,宗教影响大。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经过 1000 多年的历史沉淀,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穆
斯林群众的信仰、心理、习俗、生活,呈现出宗教生活化和社会化的特点。 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一种文化体系,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习俗风尚和伦理规范。 历史上新疆的伊斯兰教因地缘因素受外来影响大,国际性特点突出,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缓慢,形成地域文化特色。 宗教与政治、政权关联度极高,是具有明显政治特色的宗教。
伊斯兰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是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是反恐研究最基本的认识问题。 前者是一种思想信仰和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是一种政
治理念,是敌对势力披着合法的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独立和破坏活动,意图夺取政权的犯罪活动,属于敌我矛盾。 不能把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和宗教本身划等号,不能笼统地认为宗教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它歪曲践踏和背叛了宗教,是宗教的异化和蜕变。 宗教极端势力及其策划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是影响新疆长治久安的现实危害,宗教极端思想一日不除,新疆将永无宁日。
2. 4 研究内容
新疆模式强调用“五把钥匙冶新理念武装头脑,这是反恐研究的核心内容。 新疆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状况、文化发展、传统习俗、宗教规律和涉暴涉恐等五类突出问题。 宗教问题在“五把钥匙冶 新理念中,毫无疑问是处于核心地位。 新疆模式以宗教管理为切入点的反恐实践经验,是实现创新研究的内在动力和根本途径。
2. 4. 1
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传统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宣传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进步,揭露极端宗教的反动本质,让各族人民群众理解和认识新疆的社会现实和极端宗教的险恶用心。
2. 4. 2
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 新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一体多元的地域文化特色。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新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接触、交往、融合,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文化特色[5]
。 极端宗教企图通过人为制造民族差异,改变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阻隔
各民族间的交流互融。 文化引领主要体现价值观、文化观的引领,使各族人民群众不断向世俗化和现代化靠近。
2. 4. 3
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 新疆各具特色的民风习俗,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各民族在交往融合中产生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 要自觉抵制极端宗教对传统习俗的蛊惑、渗透和篡改,尊重优良的风俗习惯,挖掘优秀的民族传统,促进新疆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
2. 4. 4
宗教的问题要按照宗教规律去做好工作第 11 期 王 定,等: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 ·23·新疆各地坚持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 “三管齐下冶 ,用好“五把钥匙冶 , 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冶。 建立健康的宗教价值体系是让极端主义易感人群主动拒绝扭曲宗教观的洗脑,提高对极端恐怖主义思想的免疫力[6]
。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充分尊重,合法的宗教信仰得到了充分保障,“三股势力冶受到坚决打击,宗教极端思想得到有效遏止[7]。 要按照有序、适度、可
控、依法的原则,保障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提高宗教人士的综合素质。
2. 4. 5
暴恐的问题要用法治思维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暴恐犯罪是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死敌,必须重拳出击,毫不留情。 通过组织动员各族群众,严打严防,群防群治,构建天罗地网,构筑铜墙铁壁,使暴恐犯罪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冶[8]。
2. 5 研究体系
新疆模式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创新,是形成中国特色反恐研究体系的重要基础。 在《反恐法》颁布实施前,有多种研究反恐问题的方式方法,切入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实现基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与专业性问题研究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反恐研究体系,将充满活力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2. 5. 1
基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 这是反恐研究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是专业性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大致可分为六类:a. 新疆反分裂斗争发展史;b. 国际反恐形势的发展变化、规律、特点;c. 反恐的法律问题;d. 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成因等);e. 境内外恐怖组织形态和发展脉络及其变化;f. 境内外涉疆“东突冶分裂势力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现实危害等。
2. 5. 2
专业性问题研究 在掌握基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职业、爱好和学识水平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体系。 专业性问题研究可分为四大模块:a. 反恐情报体系问题研究;b. 反恐现场处置指挥及其体系化问题研究;c. 城市应急处突的社会化问题,即全民参与的反恐处突管理体系研究;d. 反恐舆情管控和风险评估体系化问题研究等。 在此基础上,还能细化一些分支性专题研究,例如,网络反恐、金融反恐、边境反恐等。
中国特色的反恐研究体系,涉及当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宗教、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蕴含着当代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网络工程技术等诸多现代科技成果,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 借助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多视角多方位研究和为我所用,才能推动反恐研究体系的健康发展。
3 新疆模式的全局性、战略性手段和措施
反恐研究以宗教管理为切入点,对新疆模式进行深度解析,是研究去“极端化冶发展战略及其思想内涵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去“极端化冶 发展战略和严打暴恐犯罪专项治理,最终体现对新疆伊斯兰宗教的文化引领这个终极目标。 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只有立足于宗教管理的工作实践,才有实际意义,才能显示出强
大生命力。 把握新疆模式的全局性、战略性手段和措施,要突出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3. 1 以史为鉴
新疆的宗教管理具有长期性特点。从历史上看,清朝左宗棠平叛和收复新疆往前追溯两百年,从葛尔丹与准部叛乱开始,到大小和卓叛乱、张格尔叛乱和阿古柏叛乱为止,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贵族之间的地缘割据之争,与历代王朝的演绎更迭一脉相承。 中央政府既要收复地盘,又要收复人心。收复人心就是抓宗教管理,通过建立互动交流和管理制度,使有封建贵族封号的宗教上层人士,如策零、和卓和伯克等,与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形成和谐共治。有封建贵族封号的宗教上层人士,在信教民众中是有号召力的,这些人组织策划叛乱和暴乱,就会有大量的普通民众参与。 这是边疆治理模式的基本历史经验和本质性、规律性问题。
二十世纪初,随着“双泛主义冶 的传播扩散,反分裂斗争演变成地缘割据与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双重博弈,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新疆民族知识分子,把双泛主义思想传入新疆,代表人物是麦斯武德。 他宣称“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冶,宣扬和蛊惑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近代以来,“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冶,对双泛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民国时期催生出来的短暂的“东突冶分裂政权,是今天“三股势力冶追求的终极目标。 从 30 年代的默罕默德·伊敏和艾沙·玉素甫到建国后的阿不力克木·买克苏木,再到改革开放后潜逃国外的新疆籍基地组织重要人物艾山·买克苏木等,以这些人为代表,新疆的“分裂、独立冶思潮和恐怖主义活动绵延不断,一直延续到今天。
近两年来,全国性的严打暴恐犯罪的专项整治行动,使“三股势力冶 受到沉重打击。 在疆内,以治标为突破口,为源头治理的治本之策赢得了时间,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活动的现实威胁降低,血腥的恐怖袭击事件减少,对恐怖主义的防控和处置能力增强;“三民冶工作队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开始显现,乡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冶的·24· 情 报 杂 志 第 35 卷
现象没有继续发展;各族人民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冶 的态势在多地呈现;“蒙、罩、留冶的现象得到遏制,群众工作、民生建设、宗教管理、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步入正轨。
3. 2 文化引领
去“极端化冶发展战略,必须抓住宗教管理这个根本。 宗教管理反映文化引领的功能,引领过程反映文化竞争和融合的发展状态。 “五把钥匙冶新理念,以宗教管理为切入点,拓展和延伸文化引领功能的思想内涵,使新疆模式的治理理念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新疆伊斯兰教要世俗化和中国化,就必须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存。 宗教的积极因素和价值追求,要紧跟时代发展潮流,要为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换言之,在当代,一个没有文化内涵、文化元素、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的宗
教,是没有前途的,文化内涵、文化元素、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是宗教的活力所在,也是宗教的命运所在。 新疆的伊斯兰文化要与中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就要加快推进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这是新疆模式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不要奢望宗教能在短期内消亡,新疆的伊斯兰宗教必将和社会主义社会长期伴随,我们唯一能做
的,是引领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适应了,宗教就会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增添正能量,否则,就会不断地释放负能量。
3. 3 正信挤压
“正信挤压冶体现伊斯兰正教对极端宗教的对冲和挤压,是源头治理的重要方法,是宗教管理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志。 “正信挤压冶 体现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教民的正教价值观和辨别力,真正挚爱伊斯兰宗教的人士和广大教民要理直气壮讲正教,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宗教及其歪理邪说。
宗教人士决定宗教面貌。 对广大信教群众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谁的经讲得好,谁讲得好就跟谁走。目前,我们和“三股势力冶争夺信教群众集中在“80、90后冶两个群体,宗教极端势力散布种种歪理邪说,搞乱信教群众的思想,也集中在这两个群体。 “80、90 后冶群体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更有文化知识,但又面临高度开放和社会转型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困扰,急需从经典中寻找答案,特别需要宗教人士以“正信挤压冶 为手段,从经典入手,驳倒这些歪理邪说,达到正本清源,树
立正信的目的。
目前,新疆面临的宗教局面是,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宗教的侵蚀渗透,新疆的穆斯林群体越来越趋于保守,宗教界内部纷争和分裂加剧,新疆伊斯兰教存在异化和蜕变的风险,朝着极端化、暴力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显现。 极端排他、无视生命和滥杀无辜,与伊斯兰教的包容、和平、反对杀戮和仁慈天下的基本教义渐行渐远。 按极端宗教的谬论走下去,是对真正的伊斯兰教的践踏和玷污。 如果新疆的伊斯兰宗教越来越趋于保守,极端宗教呈蔓延发展之势,恐怖主义事件频发并导致社会不稳定,宗教世俗化和本土化进程被打断,我们的治疆策略将遭受重创。 因此,“正信挤压冶的工作非常紧迫。
3. 4 群众工作
宗教管理的本质是做群众工作。立足于治本之策,首先要从共性问题入手,通过民生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的素质,消除社会不公、诚信缺失、官场腐败等;其次要突出宗教管理的个性特色和区域特点,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端宗教势力,在争取人心和汇聚力量上下功夫,做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体现新疆模式的源头治理成效。
狠抓宗教人士队伍建设。 提高宗教人士的宗教学识水平,培养更多能宣讲正教的爱国宗教人士,是新疆治理模式的关键。 新疆宗教人士队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宗教人士接班人青黄不接的问题;二是正规的伊玛目、哈提甫学识水平不高,讲不过非法宗教的问题。 这是形成“极端宗教加速蔓延冶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提高宗教人士学识水平有两个途径:一是办短期培训班,快速提高现职主麻清真寺伊玛目、哈提甫的宗教学识水平;二是正规办学,进一步办好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解决高水平宗教人士培养问题。
提高教育、管理和引导宗教的水平。 干部队伍尤其是基层干部队伍,既要在民生建设领域起模范带头作用,又要成为懂宗教的“行家里手冶,会用宗教的语言和方法做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威信,赢得信任。 既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辨别力,敢抓敢管,又要弛张有序,宽严有度,切忌伤害群众感情。 只
要人心顺了,人心向背问题解决了,“三股势力冶就难有藏身之地。
3. 5 情报研判
无论是战争模式、犯罪模式、治安模式或治理模式,对反恐情报的收集使用和研判分析,始终是第一位的。 缺乏基础信息和情报研判的反恐研究和新疆模式,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要准确把握预测性、 隐患类和漏洞型社情民意动态, 提高去“极端化冶源头治理的有效性,就必须提高反暴恐情报体系能力建设,做到及时合理地感知应变、预测评估和分析应对[9]。
情报研判和分析预测,涉及对反恐情报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和理解,还涉及对系统构建的宏观认识问题。 信息主导和情报支撑及保障,是反恐实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反恐情报的宏观决策和预警防控功能,提供精确打击和精准防范的作用,为证实和揭露暴恐犯罪提供诉讼证据和依据等,都凸显了反恐情报在
实战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反恐研究和新疆模式,要积极适应国内外反恐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把情报信息工作置于反恐怖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始终坚持情报先行,在充分发挥传统情报工作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涉恐情报归口管理,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着力提升情报感知、研判、分析能力,从海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中及时发现涉恐线索,做到预警在先、预防在前、敌动我知、先发制敌[10]。
要明确情报工作主体,以群众工作为切入点,提倡全民参与和全民反恐;要发挥情报工作阵地的传播引领功能,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舆论阵地、文化阵地和网络平台;要明确情报工作对象,收集民生建设和宗教管理各方面的社情民意,形成各行业、各部门的交流互动,建立相关数据库和情报研判机制;把更多的涉暴涉恐犯罪摧毁在行动之前,把各类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4 结 论
反恐研究与新疆模式,就像一列火车的两个铁轨,反恐实践推进到哪里,研究总结就跟进到哪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以群众工作为核心,以宗教管理为切入点,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和制度优势,新疆模式才能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感召力、震撼力和吸引力。 科学有效的反恐手段和方法,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切实维护边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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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贺小利;校对:王 菊)